Fridericianum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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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文献展，是阿诺德·博德负责的最后一届文献展，采用了一个极其年轻化的标语“最年轻的文献展”（The Youngest documenta Ever）。一个相当年轻态的文献展咨询委员会，期望将卡塞尔“国际展览”与1968年的时代精神进一步融为一体。维尔纳·哈夫曼（Werner Haftmann，这位文献展的先驱人物，第一次缺席。威尔·格罗曼（Will Grohmann）也随同他离开了委员会，维尔纳·施马伦巴赫（Werner Schmalenbach）和弗里茨·温特斯（Fritz Winters）也随后离开。继1955年文献展的焦点回顾之后，试图梳理出四年来国际艺术发展的千头万绪，现在是时候在第三届展览之后进行一次重新评估。在诸多国际争端的余波之中，选出了一个26人的委员会，在坚持民主原则的基础上遴选艺术家——不是像过去那样从一定历史距离之外，或是出于某种潜在的权威主义艺术史视角，而是持续关注自上一届文献展结束以来四年之中当代艺术的发展情况。许多展出的作品都是展览前刚刚完成，或是为了文献展而作。如今，在1968年，波普艺术来势汹涌，尽管有点滞后，在卡塞尔文献展的入口处，与色域绘画、后绘画性抽象、欧普艺术、极少主义艺术一起展出。在圆形大厅楼梯间的一处壮观的展示区，罗森斯奎特（James Rosenquist）的《火梯》（Fire Slide，1967），牢牢占据了第四届文献展的视觉记忆。标语“大小问题”（size matter）在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的《大型现代绘画》（Big Modern Painting，1967）、韦塞尔曼（Tom Wesselmann）的《伟大的美国裸体98号》（Great American Nude No.98）、罗伯特·印第安纳（Robert Indiana）的《伟大爱情》（The Great Love，1966）、奥登伯格（Claes Oldenburg）的《大桌球》（Giant Poolball）的画作名称中得到重申。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的《L-型》（L-Shapes，1967）、巴尼特·纽曼（Barnett Newman）的绘画《谁害怕红、黄、蓝Ⅱ》（Who’s Afraid of Red, Yellow and Blue II, 1967）以及莫里斯·刘易斯（Morris Lewis）的作品都以其惊人的尺幅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总而言之，大概整个大厅的三分之一都被美国艺术占据，展出了51位艺术家的作品，这使得有人给第四届文献展起了个别名“美国展”（“Americana”）。在1968年，学生抗议和反越战游行的年代，这引发巨大的逆反应——与同年威尼斯双年展上的作品相比，卡塞尔文献展上的作品还是相对无害的。学生挥舞着红色旗帜，破坏弗里德里希广场举行的开幕式，晨间媒体发布会被一群沃尔夫·福斯特（Wolf Vostell）和伊门多夫（Jörg Immendorf）带领下的艺术家变成了一次偶发艺术。其他事件还包括，激进分子抗议激浪派、偶发艺术以及行为艺术在官方展览上的集体缺席。事实上，第四届文献展上德国艺术的缺乏，与展出的美国艺术中存在的缺陷有可比之处。约翰·巴尔代萨里（John Baldessari）或是约瑟夫·库苏斯（Joseph Kosuth）的观念艺术都被忽略了，还有行为艺术（维托·阿孔奇、丹·格兰汉姆），绘画、雕塑、环境艺术领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运动的代表，是埃德·凯因霍尔兹（Ed Kienholz）、罗伯特·劳申伯（Robert Rauschenberg）和乔治·西格尔（George Segal）。尽管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展出了一件空间装置，选出来参展的德国艺术家，包括霍斯特·安提斯（Horst Antes）、约瑟夫·阿勃斯（Joseph Albers）和厄尔文·赫林奇（Erwin Heerich），都不具备特别的创新性。1960年代重要的艺术家，包括西格玛·波尔克（Sigmar Polke）、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伊米·科诺贝尔（Imi Knoebel）和布林奇·帕勒莫（Blinky Palermo）都缺席此次展览，更不要说激浪派和偶发艺术。大量女性艺术家的名字也不在其列，其中包括路易斯·布儒瓦（Louise Bourgeois）、伊娃·海塞（Eva Hesse）、丽贝卡·霍恩（Rebecca Horn）。149位艺术家中只有4位女性艺术家：乔·贝尔（Jo Baer）、路易斯·内维尔森（Louise Nevelson）、玛莉索 （Marisol）和布里吉特·莱利（Bridget Riley）。
文献展首次采用户外空间，主要是用于展示更传统的半抽象性雕塑。在1968年，大地艺术显然还为时过早。其中一件特别令人铭记的作品是克里斯托（当时还尚未与珍妮-克劳德合作）惊人的“5600立方米的包裹”（5600 Cubicmeter Package，1968），初步引入了一种新的雕塑观念。在多次失败的尝试之后，充气管最终证明可以像一个生殖器一样直立，达到58米的惊人高度（因而被卡塞尔当地人取了许多颇为恰当的别名）。
其中一件触及社会问题的新作品，是巴宗·布洛克（Bazon Brock）的《参观者学校》（Besucherschule），他想要改变当代艺术中的现实参照。他用这种说教的、行为表演为基础的方式介入艺术教育，对后来文献展中的艺术教育活动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彭筠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