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ericianum (1997)
© documenta Archive, photo: Ryszard
Kasiewicz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届卡塞尔文献展首次由女性执导,来自法国的策展人卡特琳·大卫(Catherine David)担任艺术总监。正如可以预想的是,在卡塞尔等待着她的是怀疑的态度。卡特琳·大卫对于本展的思考方式——她在画册中所审视的意义和目的——以及她所呼吁的对当代全球化世界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的批判性评鉴,在展览之前就引发了人们对于艺术自主的担忧。在展览海报上,小写字母d被大写罗马数字X(10)所划掉的形象,引发了愤怒的情绪——因为这被很多人看作是企图质疑卡塞尔文献展机构的行为。回想起来,人们会惊讶地意识到,第十届卡塞尔文献展在传达“表现文化”的展览感时几乎没有得到批判性的接受。
本届文献展不是真正地试图与不同的挑战和话语交手而是寻求回应——从对后殖民主义的探讨(诸如洛泰尔·鲍姆嘉通[Lothar Baumgarten]的作品《真空》系列[Vakuum series, 1978-1980],或者文献展文献)到各式各样的城市主义模式(阿尔多·凡·艾克[Aldo van Eyck]、建筑电讯学派[Archigram]、阿卡佐蒙联合会[Archizoom Associati]、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再到媒体社会中的视觉形象之意义(例如马赛尔·布达埃尔[Marcel Broodthaers]的作品《公共部门、现代艺术博物馆、鹰之部》[德语 Séction Publicité, Musée d’Art Moderne, Département des Ailes,英语 Publicity Section, Museum of Modern Art, Department of Eagles, 1968])再到当代网络艺术(希斯·班廷[Heath Bunting]、乔基姆·布兰克[Joachim Blank]/卡尔·海因茨·杰罗恩[Karl Heinz Jeron]——于是关于她的策展实现,艺评家们多次提及为他们认为是“过多的理论”、“理性主义”和所谓的“缺乏感性”。然而后面的控诉可能已经指向卡塞尔本身。事实上,大卫呈现了卡塞尔城市——曾是德国汽车使用最便捷也因此是最为现代化的城市——作为她的文献展徒步行程中的”现代废墟”。完全适应的是繁盛的杂草——来自南欧和东南欧的新植物——洛依斯·温伯格(Lois Weinberger)沿卡塞尔中央火车站废弃的铁轨边种植以暗喻移民过程,这些废弃的铁轨转做地方性车站归属后并在卡塞尔—威廉郡城际铁路车站建成之后作为“文化车站”发挥商业和文化用途。步行路线从那里穿过地下通道沿着梯街(Treppenstrasse)向下延伸到弗里德里齐阿鲁门博物馆,经过文献展大厅和橘宫到达富尔达河(Fulda River)。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美学和文化系统的本地融合沿着这条轴线可被探知。在那里的艺术作品不被看做是面向事件的“城市家具”而是着意于具体的提问方式巧妙地介入公共空间之中。杰夫·沃尔(Jeff Wall)的作品《牛奶》(Milk, 1984)——用一个灯箱显示着一名男子坐在街道一侧的砖墙前,他手持纸袋,牛奶喷泉从其中喷涌而出,咋看起来平庸的场景从超现实转向更近一步的审视——被布置在地下步行通道内。克里斯汀·希尔(Christine Hill)在另一个地下通道中展示了她的作品《人民精品》(德语Volksboutique,英语 People’s Boutique, 1996),苏珊·拉封(Suzanne Lafont)的海报在靠近火车站位置展示着,简洁地追溯了东南欧和中欧重要城市之间的移民路线。该路线终结于富尔达附近的地铁网络雕塑:由艺术家马丁·基彭伯格(Martin Kippenberger)创作的《地铁网雕塑:便携式地铁入口》(德语 Transportabler U-Bahn Eingang,英语 Metro-Net Sculpture: Portable Subway Entrance, 1997),艺术家在展览开幕前不久猝然离世。作品标题中提到的移动性入口仅仅是模型,但是——象征着功能失调的城市网络。坐落在橘宫附近离那并不远的大概是第十届卡塞尔文献展上展出的最受欢迎的作品:卡斯特·奥莱(Carsten Höller )和罗斯玛丽·特洛克尔(Rosemarie Trockel)的作品《猪与人之屋》(德语 Carsten Höller and Rosemarie Trockel’s Ein Haus für Schweine und Menschen,英语A House for Pigs and People,1997)。本应田园化和物种之间的设置巧妙地将令人不安的进化论与以利益为导向大规模畜牧业令人悚然的现实相结合。
为了在世纪之末确定卡塞尔文献展的定位,大卫还设想了大量的“回顾”环节来阐明战后时期的显著趋势,即从“后古典(post-archaic),后传统(post-traditional)和后民族(post-national)”记忆的意义上求得认同(马赛尔·布达埃尔[Marcel Broodthaers]、阿尔多·凡·艾克[Aldo van Eyck]、奥尔德·法尔斯多姆[Öyvind Fahlström]、 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 戈登·马塔·克拉克[Gordon Matta- Clark]、米开朗基罗·皮斯特莱托[Michelangelo Pistoletto]和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代表作品为 Atlas [1962–96]);在另一方面,她寻求揭示西方艺术史学的遗漏(例如以何里欧·奥迪塞卡[Hélio Oiticica]和利吉娅·克拉克[Lygia Clark]为代表的巴西现代主义)。通过这些“回顾”,第十届卡塞尔文献展再次拾起了卡塞尔文献展创立原则之脉络。
除电影项目和文献展文献资料的出版之外,“表现文化”的最为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题为“100日——100位嘉宾”的系列活动,大卫邀请来自全球化世界中所有地区的访客在每个晚上七点开始与她谈论不同的事件。讨论在文献展大厅中进行,该大厅作为多功能场地建成于1992年并且最近配有弗朗茨·韦斯特(Franz West)打造的椅子。该系列对话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开始,先后与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就“新城市主义”议题[The New Urbanism])、与奥格维·恩维佐(Okwui Enwezor)(下一届卡塞尔文献展继任艺术总监,就“双年展”议题[Biennials]),、与马修·韦(Matthew Ngui)、苏律·霍尔尼克(Suely Rolnik)等等以及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就“艺术与民族中心观”[Art and the Ethnocentric View])进行讨论。以嘲讽性暗示临近的国家剧院(Staatstheater)的字体,彼得·弗里德尔(Peter Friedl)以大写的红色字母在卡塞尔文献展大厅入口前附加了单词“电影院”(德语 KINO, 英语 CINEMA)——有意识地期待曲解可能性。
王姝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