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mes Lee Byars, Calling German Names (1972)
© documenta Archive, Photo: Krings
在第四届文献展的语境下,卡塞尔文献展的基本结构逐步开始调整。1972年,哈罗德·泽曼被任命为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的首席艺术指导和唯一策展人。这一任命标志着阿尔诺德·博德时代的结束。泽曼选择“怀疑现实——今日图像世界”(Questioning Reality—Pictorial Worlds Today)为展览主题,使第五届文献展这一项目成为前所未有的关注焦点。最初从1970年发展起来,以行动和表演为导向的“百日事件”(100-Day Event)的构想取代了之前的“百日之博物馆”(Museum of 100 Days)的概念,却被1972年的文献展摒弃了。此种转变可能是对先前一些展览做出的回应,比如1970年举办的“偶发和激浪派”(Happening and Fluxus)曾由于大量的公众抗议而被迫关闭。不过,当泽曼及其展览从“街头博物馆的虚幻自由”撤退,回到神圣的艺术殿堂,以表格形式呈现一个显而易见的学术概念来代替原先以行动为导向的计划最初还是十分令人惊讶。泽曼提出的概念在三个层次上有所区分1. “视觉再现的现实”、2.“主体的现实”和3.“视觉再现和主体的同一性或非同一性”。巴赞·布洛克(Bazon Brock)用十二幕雄辩的“视-听前言”(Audio-Visual Foreword)和九十分钟的演讲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弗里德里奇阿鲁门博物馆和新美术馆(之前是旧美术馆),泽曼和他的团队——来自工作组的让-克里斯托弗·阿曼(Jean-Christophe Ammann)和博德,在布洛克、因格尔弗·鲍尔(Ingolf Bauer)、约翰内斯·克拉德斯(Johannes Cladders)、克劳斯·霍内夫(Klaus Honnef)、埃博哈德·罗特斯(Eberhard Roters)、卡斯帕·科尼格(Kasper König)等其他自由职业者组成的顾问团队的辅助下——设计了一个由多元图像世界构成的群岛,请观众自己通过“高”与“低”的并置决定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
“现实”——无论其如何构成——现在进入了视野,与主要致力于抽象艺术的首届文献展多少形成了对立。参展作品包括有罗伯特·贝希特勒(Robert Bechtle)、查克·克洛斯(Chuck Close)、理查德·埃斯蒂斯(Richard Estes)和弗朗茨·格尔茨(Franz Gertsch)的照相写实主义绘画、约翰·德·安德里亚(John De Andrea)、杜安·汉森(Duane Hanson)、爱德华·金霍尔茨(Edward Kienholz)和保罗·泰克(Paul Thek)创作的展现逼真生动场面和环境的雕塑作品。金霍尔茨1969至72年创作的作品《Five Car Stud》描绘了发生在美国噩梦一般的种族主义私行暴民司法案,呈现了与泰克描绘的较阔(expansive)和死亡截然不同的现实的观念。而不同的现实对泽曼提出的“个人神话”(individual mythologies)概念的形成产生过影响。这些“个人神话”与“平行的视觉世界”并置:虔诚的世界、政治宣传、微小的现实主义(艳俗)、广告和产品美学,以及“精神疾病的艺术”。日常琐事和个人沉迷平等地并存,更有马歇尔杜尚(Marcel Duchamps)1935至41年创作的《旅提箱里的盒子》(Boîteen-valise)和艺术家的美术馆特展部分加以补充。特展部分包括克莱斯· 奥登伯格(Claes Oldenburg)创作的《老鼠博物馆》 (1972年)(Mouse Museum)和马塞尔·布达埃尔(Marcel Broodthaers)的《现代艺术博物馆—鹰馆》(1972年)(Musée d’Art Moderne, Département des Aigles, Section d’Art Moderne)。
观念艺术和偶发艺术也是构建第五届文献展形象的一大亮点。尽管展览理念并非以最激进的形式呈现,在整个百日事件活动里一系列以行为艺术形式激活的作品仍然成为展览亮点:其中有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的《全民公决直接民主组织》(Büro für Direkte Demokratie durch Volksabstimmung)、吉尔伯特和乔治(Gilbert & George)、本·沃捷(Ben Vautier)(沃捷以活体雕塑驻留在第五届文献展)、维托·阿孔奇(Vito Acconci)的表演空间在弗里德里奇阿鲁门博物馆、阿纳托尔(Anatol)1970年的作品《工作时间》(Arbeitszeit)是在庭院里搭建的工作坊。此外,詹姆斯·李·拜尔斯(James Lee Byars)表演了《呼唤德国人的名字》(Calling German Names)。简尼斯·库耐利斯(Jannis Kounellis)的作品生动地糅合了小提琴家和芭蕾舞者的表演。展览还呈现了与维也纳行动派(Vienna Actionism)有关的艺术家赫尔曼·尼奇(Hermann Nitsch)的作品。汉斯·哈克(Hans Haacke)1971年的作品《弧 金字塔》(Arc, Pyramid)的行为装置作品显得更加严肃。艺术家与一个计算机中心合作对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观众的个人档案开展了社会学调查。作品以螺旋形生命循环的形式呈现。
整体而言,第五届文献展及其海报即便不是备受推崇,也可以说获得了长久的认可。展览海报由埃德·拉斯查(Ed Ruscha)设计,由密密麻麻的蚂蚁组成文字,令人难忘。展览之所以获得认可或许首先应归因于泽曼本人所称之为的“颠覆核心”(subversive core)。令人惊讶的是,第五届文献展在当时同时受到来自保守派和左翼阵营的批评。对于前一个阵营而言,展览过于侧重于过程,侧重于社会学;对另一阵营而言,展览对艺术过于确信,并未能足够激进。泽曼对于“为艺术而艺术”的职业信仰在1972年被认为带有挑衅意味。许多艺术家,包括参展和非参展的艺术家,都表达了对于第五届文献展的严厉批评,说它是“展览的展览”,说展览把自己神圣化为艺术品,利用艺术为己用。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在一封言辞犀利的信中禁止展览以“误导观众的社会学准则和艺术史分类”为目的,去误用他的作品,而他的作品入选展览却未经他的同意就展出了。和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汉斯·哈克、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巴利·勒·瓦(Barry Le Va)、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多罗希亚·罗科邦姆(Dorothea Rockburne)、弗莱德·桑德贝克(Fred Sandback)、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和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这些艺术家一道,莫里斯签署了一份反对文献展的声明。该声明1972年5月12日在《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发表。不过,除了安德烈、贾德、莫里斯和桑德贝克,其他签署反对声明的艺术家都是文献展的参展艺术家。
用个人神话取代定义性的艺术史权威,毋庸置疑,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无论如何代表了一种激变。尽管整个展览事件激发了争议,存在着内在的矛盾。然而准确地说,或许正因为争议和矛盾,第五届文献展直至今日仍然是当代展览实践和策展人角色的经典范例。
胡晓岚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