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ericianum (1955)
©Photo: Carl Eberth
1955年,卡塞尔举办了“德国国家花园展”(The German National Garden Show),在二战遗留的瓦砾堆上搭起玫瑰花床。园艺展为身为画家、设计师和教师的阿尔诺德·博德(Arnold Bode)(1933年博德被禁止继续执教)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实现他长久以来希望在德国举办现代艺术国际大展的梦想。纳粹推行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曾对前卫艺术进行诋毁和禁止。举办大展的目的在于将前卫艺术引入德国,向那些长久以来受到文化剥夺的广大公众重新介绍前卫艺术。第一届卡塞尔文献展是1937年在慕尼黑(Munich)举办的“颓废艺术展”(the Degenerate Art show)之后举办的第一个现代艺术大展。虽然博德受到纽约“军械库展”(the Armory Show)等国际艺术展的启发,卡塞尔文献展的目标却并非去呈现20世纪上半叶艺术创作的全貌,而是正如博德为展览写下的“去揭示各种形态的当代艺术的根源”。博德希望发展出一套当代艺术的谱系,这种愿望可能来自战争创伤与实现现代化的意愿相融合的情感。本着这种精神,以早期基督教和非欧洲艺术为主的一系列摄影作品作为欧洲现代艺术的先导,在展览大厅呈现,与前卫艺术“大师们”的肖像照相对。而弗里德里齐阿鲁门博物馆(the Fridericianum)圆形大厅的三层则展出了1905至1955年之间的建筑摄影。
二战结束的十年之后,一种乐观主义和重新开始的情绪回到了卡塞尔,那个几乎被联军炸弹摧毁的城市。在启蒙精神指引下建立的弗里德里齐阿鲁门博物馆是欧洲大陆最古老的博物馆,1943至1944年间完全被毁,十年之后刚被临时重建。几乎没有什么能比弗里德里齐阿鲁门博物馆更加适合作为文化—教育灾难的象征了。博德希望籍由卡塞尔文献展扭转曾经的灾难。裸露的、刷白了的墙面给博德提供了近乎绝佳的展示空间。博德将那些由不透明的黑色和半透明的白色塑料制成的赫拉克利斯嵌板(Heraklith panels)覆盖在建筑结构和墙壁上,调节引入室内的日光。有时,绘画作品就直接悬挂在这些元素之上。其他独特的展陈设计在于对金属板的运用。画作置于金属板上,仿佛悬浮在墙壁前或独立在展厅中(如未来主义艺术家卡洛·卡拉(Carlo Carrà)的作品就是这样展示的),作品因而获得自身的独立性。作品的展示不仅使得艺术作品之间相互关联,还在作品和观众之间建立了联系。一件很有象征意义的作品,威廉·勒姆布吕克(Wilhelm Lehmbruck)1911年创作的《跪倒的人》(Kniende,德语)在圆形大厅的中央展出。该作品曾经在1913年的军械库展和1937年的颓废艺术展上展出过。而奥斯卡·施莱默(Oskar Schlemmer)1920年创作的画作位于圆形大厅的螺旋楼梯,悬挂在勒姆布吕克创作的雕塑人像的上方。
亨利·摩尔(Henry Moore)的雕塑《国王与王后》(King and Queen,1952/53)被安放在一层雕塑大厅一端的重要位置上。它的前方是一些由汉斯·阿尔普(Hans Arp)、雷蒙·杜尚-维荣(Raymond Duchamp-Villon)、芭芭拉·赫普沃斯(Barbara Hepworth)等艺术家创作的抽象雕塑作品松散地排列着,其中包括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的动态雕塑。毕加索的《镜前的少女》(Girl Before a Mirror)位于二层的绘画大厅,与弗里茨·温特(Fritz Winter)新近完成的《蓝色和黄色的构图》(Komposition vor Blau und Gelb德语,英语Composition Before Blue and Yellow)相对。温特被看作德国抽象绘画之父。该作品运用了一种大胆的并置,意在象征德国向国际艺术界的回归,却又经不起艺术史的考验。一些由博德设计的小凳供观众坐下休息。圆形大厅三层的毕加索咖啡馆也提供了休息之所。
其他展示绘画作品的重要位置留给了马克思·贝克曼(Max Beckmann)(以1941年创作的《珀尔修斯三联画》[Perseus Triptych]为代表)、乔治·德·基里柯(Giorgio de Chirico)、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保罗·克利(Paul Klee)、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彼埃·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包括宝拉·莫德索恩-贝克尔(Paula Modersohn-Becker)、玛利亚·海琳娜·维耶拉·达·希尔瓦(Maria Helena Vieira da Silva)、索菲·陶贝尔-阿尔普(Sophie Taeuber-Arp)等八位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属于1955年卡塞尔文献展的特例。尽管前卫艺术的经典主流——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未来主义(Futurism)、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和立体主义(Cubism)——都在展览中有一席之地,无法忽视的是那些有明确政治倾向和颠覆姿态的作品比如达达(如约翰·哈特菲尔德[John Heartfield]或乔治·格罗茨[George Grosz]的作品)却在展览中缺席了。此次展览共展出了148位艺术家的670件作品,大多数参展艺术家来自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博德为展览进行的筹备工作得到了由著名艺术史家和观念先行者维尔纳·哈夫特曼(Werner Haftmann)领导的工作委员会的协助。哈夫特曼提倡抽象艺术发展具有持续性的理论。这一倾向将在四年后举办的第二届文献展中表现得更加引人注目,尽管在1955年尚未有人谈论到文献展的第二届。
或许有人设想,博德至少会思考过他的国际展的周期性延续问题。无论如何,首届卡塞尔文献展在公众影响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毋庸置疑。该展在100天的展期内吸引了13万观众参观,为展览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胡晓岚 译